艺术来源于生活，如同麻将、围棋一样，变脸也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特殊的土壤之中，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戏曲很喜欢脸谱化，从南方的傩戏到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直观地分辨出好人与坏人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愿望，即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简化和逃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饰演着变脸的角色，也时常要面对着别人的变脸，这两种种变脸常常使我们感到很累很累，疲于招架。

首先，变脸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必备的基本技能，是生存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充当着多种不同的角色：儿女、父母、夫妻、朋友、同事等等，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用不同的面孔来对待，不得有任何差池。比如，作为儿女，我们对待老人要有孝心和感恩之心，见到他们时应该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出喜悦和亲近，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安慰。作为父母，我们对子女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表情要慈祥和怜爱，让他们有安全感；作为夫妻，我们要相敬如宾、互敬互爱，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昵和亲情……这些都属于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有人把这些不同的脸谱弄错了位的话，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让人贻笑大方，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变脸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哄领导开心你就做鬼，哄下属开心你就作秀，哄老婆开心你就做饭，哄女儿开心你就做题，哄情人开心你就做爱，哄朋友开心你就做东，哄自己开心你就做梦”这样的变脸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悲哀和无奈。

也许有人会说，变脸需要相当高的技巧，是一门不容易掌握的技术。其实不然，只要你以一颗坦诚的心去对待人，真情流露，便自然会有一副热情、友善的面孔，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变化。“相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

根据人的素质和悟性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变脸术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我们的周围常常可以发现有的人常年的阴沉着一张脸，以不变应万变，好像谁都欠着他钱似的，给人以很强的距离感，而实际上他的内心里未必是那么的麻木和冷血，只是这张脸使人们产生误解。有的人笑肌很发达，见谁都是一张笑脸，这样的人往往具有极强的亲和力，适合搞公关之类的工作。“逢人便带三分笑，未可全抛一片心”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屡试不爽的金科玉律，可是如果是那种假意应酬的笑、不怀好意的笑甚至是笑里藏刀，那么这样的笑还不如不笑，因为这很容易使人产生麻痹心里，受骗上当。

人的一生中除了自己变脸外，还要时时刻刻面对着别人的变脸：领导喜怒无常、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夫妻间反目成仇、朋友因势利而疏远等，常使我们感到世态的炎凉和人心的无常。有的人求你办事的时候满脸堆笑极尽吹捧之能事，恨不能把你当成他的亲祖宗。一旦办完了事儿，再见面的时候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下。酒桌上常见这样的情景：某人和你推杯换盏感情非常融洽，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酒醒了的时候你再去找他，他竟然像不认识似的，让你非常地尴尬。也有的人以貌取人，见了面对你很冷淡，可是当他听说你是个什么的时候，便立刻来个180度的转弯，显出极其恭敬的态度。这样的人让人讨厌之极。还有一种很可悲的变脸，就是那些从小一起光腚长大的那些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如今有了些身份便换了一张面孔，过去的友谊已经不屑再提起。

对于别人的变脸，我们无权指责或抱怨，因为那是人家的权利和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自己的修炼，尽量做到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或者，干脆把他们当成是演员在表演。

有两位高僧的一段经典对话或许能有些帮助。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再看他。

“傻子”姓徐，大名叫徐恩来。按道理“傻子”做为名词使用的时候应该属于“通用名”，并不代表哪个具体的人，就象聋子、哑巴、瞎子、瘸子一样，是泛指那些某个器官有缺陷的人。但是在物资回收公司的大院里，只要是一提“傻子”，人们便会立即想到那个长得挺高挺壮的长着一双大脚的人，他们已经把傻子这个“通用名”当成了一个“专用名”来用，至于他的大名似乎早就被人们给忘记了。人们之所以不愿意称呼他的大名，是因为傻子竟然和总理叫一样的名子，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为尊者讳嘛。“傻子”自己并不认为“傻子”这个称呼有什么不好，每当有人这样叫他的时候，他总是乐呵呵地答应。他当然不知道自己的大名是犯了“名讳”的，那是爹妈给起的。因为大名几乎没人用，所以当有人真的叫他徐恩来的时候，他竟然觉得一头的雾水，不知道是在叫谁。准得旁边有人告诉他：“傻子”叫你呢。他才答应。

“‘傻子’，干这个。”“‘傻子’，干那个。”不管是谁支使他，他乐呵呵地答应。即便是让他把刚刚做完的事再做一边，他也不会有任何不高兴。“傻子”长着一身的蛮力，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他愿意干活，不愿意呆着，而且从不知道偷懒耍滑，让他干什么保准干得干净彻底。公司大院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儿几乎都包给他了，没有别人的份儿，当然他绝不比别人多拿一分钱。但是“傻子”毕竟是傻子，他有他的致命的“弱项”——他不识数。说他不识数并不是一个数也不识，只是很有限，他只能数到七，再多就不行了。在他的大脑里，七就是最大的数了，不管是多少个东西，只要数到七就再回过头来从头开始。这实际上是一种“七进制”，和上帝规定的一个礼拜七天不谋而合。就象过去的“十六进制”、个别民族的“十二进制”和现在普遍实行的“十进制”差不多。但是要命的是他并不知道按照“七进制”的累进计算方法，比如十四、二十一、二十八、三十二等等，只知道一个“七”、两个“七”、三个“七”……，当数到七个“七”以后他就没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真是太复杂了，要那么多的数干什么？七个数就足够用的了。上帝为什么规定了一个礼拜只有七天，而不是六天或者八天，说明七这个数字的重要性。不管是从“黄金分割”还是从人体生物周期的角度看，都是十分科学的。可见，“傻子”的七进制也是有科学根据的。由于他的这个弱项，使他不能担任那些诸如保管员之类的和数有关系的重要岗位。不过这不要紧，毕竟懂得七以上的数的人还是绝大多数，所以根本不必要担心这样的岗位会没有人干。

“傻子”的傻是天生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他生下来脑子就比别人缺根“弦”，欠点火。“傻子”的父亲徐威远是一个正常而且很出色的男人，有相当好的一身功夫，在武林界享有很高的威望，相当于武侠小说里的令狐冲、扬过之类的人物。徐威远的师傅是武林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在北方独树一帜。他非常喜欢徐威远的为人和聪明劲，把自己的看家本事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他对徐威远恩爱有加，视如自己的亲儿子一般。在临终前，师傅嘱咐他一件心事：要他一定照顾好自己的傻女儿。当年师傅娶了自己的表妹为妻，生下了这个傻女儿。夫妻的感情自然是水乳交融，只是留下女儿这个最大的遗憾，为女儿找一个可靠的人托付终生，是他心中的一件大事。信守承诺，是武林中人最起码的道德，徐威远没有辜负师傅的期望，娶了师傅的傻女儿为妻，生下了傻儿子徐恩来。

儿童时代的“傻子”和其他的孩子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只是略显得迟钝一些。“傻子”在家里得到父母亲足够的爱，尤其是他的傻母亲，对儿子疼爱得更是了不得。她总是把儿子抱在怀里亲着、啃着，眼珠儿不错地看着儿子，目光极尽慈祥。“傻子”在爱的沐浴中长大了，可是他的母亲却突然去世了。有一年闹灾荒，人们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傻子”妈饿的不行，就和别人一样去挖野菜。可是她不认得野菜的品种，不管有毒没毒的都挖了回来，结果吃得浑身肿得象个吹鼓了的气球，死了。没了妈，爸照样照顾着“傻子”，父子二人相依为命。也该着“傻子”的命孤，爷倆本来生活得好好的，当时是造反派头头儿的徐威远在和人家武斗的时候被人家给打死了，扔下了“傻子”一个人。街道的主任老大妈看这孩子挺可怜，就安排他到回收公司上了班。

“傻子”虽然智力上有点问题，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发育得都很好，甚至超过一般人。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傻子”就跟父亲练过一些拳脚，有相当不错的功夫。“傻子”非常听话，父亲告诉他不许用自己的武功欺负人，他就绝不那么做，即便是挨了别人的欺负也不会轻易地还手，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几乎不知道他还会这两下子。那几年社会治安不好，公司附近总有一些人打院里的主意，往外偷些铁、铜之类的东西换倆小钱儿。公司对这种现象感到很头疼，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公安局对这类小偷小摸的勾当不感兴趣，抢劫杀人的案子还忙不过来呢，哪有心思管这闲事。公司的领导也加强了巡逻和夜间的值班人员，但是盗窃现象反倒愈演愈烈，白天收进来的废旧钢铁晚上就不见了，过了几天又卖了进来。一个报废了的火车轮子反复卖进来好几次，公司为此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很显然，公司的内部有人里勾外连往外偷东西，长此下去公司怕要被偷黄了。经理于小个子决定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傻子”，让他负责起治安保卫的重任，美其名曰“保卫科长”，科长科员都是他一个人。这个职称人们只是背后叫那么几句，当面的时候还是一口一个“傻子”，似乎管傻子叫一声科长会掉了自己的身价似的。

新任的“保卫科长”还真不含糊，上任的第一天就抓住了两个贼——实际是三个，因为“傻子”只有两只手，一只手一个，第三个就跑了。“傻子”象拎小鸡儿似地把两个人抓进公司，为公司除了一害。第二天公司内部就传开了“傻子”抓贼的英雄事迹，而且把细节描写的非常具体。原来这些都是那两个盗贼自己讲出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往墙外面偷铁，突然一束手电光照过来：“混蛋！偷东西。”傻子跑了过来。傻子不会骂人，而且从不说脏话，“混蛋”就是最愤怒的时候最愤怒的表达。三个人一看，是“傻子”，他们认识，就没当什么事，推起车子就走。“傻子”上前使劲把住车把不让他们走，那三个人一起用力拼命往前推，双方较起了劲来。较了好一阵儿，车子也没动窝，三个人有点火了，“‘傻子’，你他妈少管闲事，趁早走开。”“你们偷东西，混蛋！”“傻子”没有更多的词儿，只是把两句同样的话颠倒个个儿。“你要再不听别说我们揍你。”盗贼威胁他。“哼！”“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依旧抓着车把。三个人松开了车，呈扇形向“傻子”包抄过来，前面两个，后面一个。“傻子”也松开了车把，转过身来面对着三个人。贼头儿说了句“上！”，三个人便一起扑了过来，左右一人抱住一条腿，中间一人抱住了腰，三人用力想把“傻子”摔倒。“傻子”来了个蹲裆步，身子往下一沉，整个人便象钉子一样钉在地上，纹丝不动。“你们倆使劲儿呀。”贼头儿说。“谁他妈没使劲？这家伙搬不动啊。”“傻子”两只大手象钳子似的卡住两个人的脖子，稍一用力，那两个人顿时感到脖子上的两根动脉停止了血液的供应，大脑马上处于缺氧的状态，抱着大腿的手无力地松弛下来。“傻子”乘势往后退了两步，把两个人的头往中间一撞，正好撞在中间那个人的头上，“噗”的一声，撞得他们眼前金星乱迸。中间的那位还没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被“傻子”一脚踹了个就地十把滚。他爬起来再看，两个同伙象两只小鸡似的被“傻子”拎在手里，动弹不得。“我的妈呀，这‘傻子’真的有两下子。”他顾不得两个同伙，自己撒丫子蹽了。

“傻子”抓贼的事被人们传开，成了传奇人物，附近的地痞们再也轻易不敢来骚扰了。也有人想给“傻子”点好处，让他高抬贵手。但是没有效果，因为“傻子”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希罕钱，你给他什么都没用。“无欲则刚”，没缝的鸡蛋苍蝇也奈何不了。于经理在大会上对“傻子”进行了表扬，同时宣布：“傻子”正式负责公司的保安工作，别的活儿啥也不用干。

公司的院子里，有大大小小的好几个仓库，堆放着废纸、废布、废塑料等等易燃物品，在院子里禁止吸烟是公司的明文规定。但是有个别人不把这个规定当回事，照抽不误，丁国友就是其中的一个。别的人想抽烟的时候还要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看见，他丁国友不管那套，想抽就抽，谁也管不了。丁国友是个部队转业的残废军人，拖着半条假腿，动不动就把假腿卸下来当成武器抡起来，没人敢惹。丁国友抽烟专抽自己卷的纸烟，因为成盒的卷烟不但贵而且没劲。他随身带着烟口袋，想抽烟的时候先拿出一张纸，再从烟口袋里捏出一把烟沫撒在纸上，卷成一个象走资派戴的高帽似的纸筒。这项工作完成后，他才能点上火，抽上烟。这是一种小农经济似的抽烟方式，是经过自己的劳动加工而成，这本身也是一种乐趣。抽烟和喝酒一样，要的就是一种心情。抽烟卷倒是方便，点着火就可以抽，但全没了那种自己加工的乐趣。丁国友自己加工的纸烟很不结实，烟灰随处掉落。丁国友因为抽烟引起过火灾，幸亏扑救及时，没造成太大的损失。但他仍不吸取教训，照抽不误，经理于小个子根本不敢说他，怕他抡腿。“傻子”上任后可不含糊，认真地履行起职责来。只要他看见丁国友抽烟就一把抢过来，把他拽进办公室帮助教育一番。说来也怪，那丁国友天不怕地不怕，还就怕这个“傻子”。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傻子”真把丁国友给治住了。

“傻子”没有家，公司就是他的家，他就住在公司院子里。到了白天他就下班了,但是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不会打麻将、不会钓鱼、不会跳舞，总之他没有任何爱好，除了干活儿。所以，他在下了夜班以后，睡上一会觉，就和平时一样在院子里找点活儿干，而其他人也象平时一样指使他干这干那。“傻子”无形中干了两份工作，但得的仍然是一份工资。实际这一份工资也完全够他花的了，他不抽烟、不喝酒、一年四季穿着工作服，也就是说他不会花钱，除了填饱那张嘴，他几乎没有什么需求了。因为他不识数，自然对钱的概念也不清楚，用现在的话说叫“财商”不够。为了防止他花错钱，工会主席康大姐负责替他理财，除了他日常的开销外，剩下的钱都帮他攒了下来，日积月累的也成了不小的一笔数目，足有几千块。“傻子”没有亲人，爹妈早就死了，这笔钱留着干什么用呢？就算他死了给他发丧也用不了。钱就是花的东西，流通才有价值，放在那不动不过是费纸一堆。有人打这钱的主意，想跟“傻子”借钱。跟“傻子”借钱得跟康大姐说，她当着“傻子”的家呢。到康大姐那儿一说，全碰了钉子，两个字：不行！只要有我在，你们谁也别想惦着“傻子”的钱。有人心怀不满，说康大姐想独吞这笔钱。这话传到康大姐的耳朵里，她微微一笑，没吭声。康大姐是也部队转业的干部，身上还有抢伤。她性格直爽、为人豁达，再加上她的特殊资历，因此在公司的院里很受尊重，象这样的风凉话没人敢当面说。对这个谣言，康大姐也并不解释。她想解释也是没用，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说话。她一直想着为“傻子”物色个对象，给“傻子”成个家，也好老了的时候有个照应。但是这个女人必须得为“傻子”负责，不是冲着那点钱。这就不好办了，人家谈条件首要的一条就是钱，没有钱谁愿意跟一个“傻子”过？曾经有过一个寡妇眼看就要跟“傻子”结婚了，但是康大姐的钱就是不撒手，结果那女人还是脚底下抹油——溜了，钱一个子儿也没骗走。

“傻子”对女人不感兴趣，所以他有没有女人无所谓。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为啥偏得弄个别人来，还非得是女的？他对此很不理解。在公司干活的工人中，有几个能风能闹的中年妇女，她们的工作是把回收上来的废纸、废布之类的东西重新整理一下，再分类包装好卖出去。她们的活儿不是很累，所以她们总是有多余的精力没地方用。她们手里干着活儿，嘴里也不闲着，话题差不多都是男女之间的事。从她们嘴里什么难听的话都能说出来，发泄着她们剩余的性欲，尤其是当着男人们的面。男人们被她们撩拨得心猿意马，很愿意听这些“黄喀”，解决一下精神上的饥渴。有的人不满足于仅仅是精神会餐，还要实际操作。在这个院子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轱骨碌在一起是很平常的事。领着工人干活的组长丁国友是个十足的骚棍，他几乎干遍了院子里所有的女人（当然是工人，不包括办公室里的人）。他象一只大公鸡一样，率领着一大群随时可以让他交配的母鸡。只要他高兴，随便就拽过来一个干一下。这些女人们大都是些临时工，让不让她们在这干活儿、干什么活儿就是丁国友一句话，所以女人们对丁国友不敢有半点的漫待，更别说反抗了。丁在他丁国友看来，他过得是皇上般的日子。有一回，丁国友身下压着个女人正全力以赴地运动着，突然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和那女人的身体生生地给拉开了，成千上万的子女全都喷在了地上喂了苍蝇。他回头一看，是“傻子”，他这个气呀，“妈的，你干什么？”他一边提裤子一边骂。“你欺负人，你是坏蛋。”“傻子”说。这个平日里干活非常听话的“傻子”居然敢干涉起“领导”的隐私来了，把个丁国友气得哭笑不得。但是他又没办法发作，这个“傻子”什么也不懂，跟他讲道理不行，打又打不过，是个油盐不进的东西。丁国友受了惊吓，从那以后，对那事就再也提不起精神了。

“傻子”对女人似乎不大感兴趣，对她们嘴里吐出来的荤话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因此女人们对他基本上不设防，说什么话也不背着他。虽然“傻子”对“性”的概念不甚了解，但是男女之间的界线他还是知道的，从不越过雷池半步。“傻子”的长相虽算不上英俊，但是很有男子气，身体强壮得象头牛，加上他温和的性情以及为人处事的原则，很讨女人们的喜欢。女人们有时候也和他开些的玩笑，启发一下他的“性”趣。一天，浪刘儿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长得很漂亮的女人来到“傻子”面前，说是给他介绍的对象，让“傻子”领回家去。那女人主动上前来拉“傻子”，并用亲昵的语言挑逗他，“傻子”竟羞得满脸通红，把头埋进了两腿之间说什么也不抬起来。看着他的窘相，女人们放浪地大笑：这个可爱的“傻子”！

那一年大旱，两个月没下一滴雨，黄河的水断了流，整个黄河流域赤地千里。河南、山东大批的灾民背井离乡一路乞讨来到东北，寻找新的生存之地。一天晚上，“傻子”巡逻的时候，看见公司的大墙下面蜷缩着几个人。他仔细一看，是一个妇女和三个孩子睡在一块塑料布上，身上盖着一条脏兮兮的毯子。“傻子”看到眼前的情景感到非常吃惊，那时候已经是秋天了，晚上很冷。“傻子”赶忙把她们叫了起来让到自己的小屋里，给她们倒上热水喝。“傻子”敲开了一家食杂店的门，买了一大堆面包回来。女人和孩子们狼吞虎咽地消灭一大半，看来她们很常时间没吃到一顿饱饭了。看着孩子们大口地吃面包，“傻子”的眼睛里竟闪出了泪花。“慢点吃，别着急。”他告诉孩子。那个女人突然“咕咚”一声跪在了地上：“大哥，我谢谢你了！”“傻子”慌了，忙说：“别、别，起来起来。”女人呜呜地哭了起来：她本来是和丈夫一起领着孩子们闯关东的，没想到走到半路上丈夫突然染上了风寒一命呜乎了，扔下这孤儿寡母地没了着落。她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眼前没有了活路。她想过死。她抱着小的，领着大的朝河里边走。河水慢慢没过了腿肚子、没过了膝盖。“妈，我冷。”冰凉的河水冻得两个孩子直打冷战，怀里抱着的孩子也不解地看着她。看着三个孩子那可怜巴巴的眼神，她停下了脚步，咬牙往回走去。她们娘几个一路乞讨来到了这个地方，没有住的地方，只好睡在露天地里。

“留下这几个孩子吧，只要给她们吃口饱饭让我干什么都行。”她向“傻子”乞求。“傻子”没了辙，不知道怎么办好。他让她们睡在他的屋里，别的事明天再说。第二天上班，康大姐一看到这一家人，乐了，“这‘傻子’白拣了个老婆和三个儿子。”她征求那女人的意见，愿不愿意嫁给“傻子”。那女人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生怕失去这个机会。三个孩子自然是非常喜欢“傻子”，是他让他们第一次敞开地吃了一顿面包，那是他们一生中最香的一顿饭。

“傻子”有了家，一个真正的家。他的女人齐慧云也被安排在公司里做临时工，三个孩子中两个大的也上了学，这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她们母子来说无疑从地狱一下子登上了天堂。齐慧云很能干，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人们发现，她长得还挺俊，就说“傻子”走了桃花运。有几个女人专门问“傻子”晚上咋睡的觉，把“傻子”羞得无地自容，转身就走。

人的名字往往能表达人的某种愿望，或健康长寿，或富贵发达。“傻子”的三个儿子名字很有意思，大的叫麦子，老二叫谷子，小不点的叫豆子。大概是他们的父辈们饿肚子饿怕了的缘故，所以给他们的孩子也都起了个粮食的名称，好让他们念念不忘。而且，这个愿望并不高，只是些五谷杂粮，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如果叫个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什么的，那就有点不切实际了。“傻子”非常喜欢三个孩子，闲着没事的时候总是把他们一个个扛在肩上，一起开心地耍闹。那场面很象是一只大狗熊在和三只熊宝宝在一起嬉戏，亲密无间。有了稳定的生活，三个孩子象久旱的庄稼遇上一场大雨一样，拔着节地往起长，不到一年的功夫就长了一头高。“傻子”看着长高了的儿子们嘴都合不拢，就是个乐呀。有一天的半夜里，豆子不知道吃什么东西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泄还发起了高烧。齐慧云急得不知怎么办好。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出租车，医院离家有十来里路远，非常地不方便。“傻子”二话不说，背起豆子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了医院。齐慧云在后面跟着跑都撵不上，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傻子”也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由于来的及时，豆子的命保住了。看着躺在床上的豆子，“傻子”咧开大嘴乐了。“傻子”一家人互敬互爱，勘称模范，可是从没得到过什么称号。在老婆齐慧云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傻子”的脸上泛起了红光。齐慧云对“傻子”好，不单单是因为感谢救命之恩，更主要是喜欢他的憨厚劲和善良的心肠。在她眼里，“傻子”一点都不傻，比起那些“尖”人来，只是少一些算计人的坏心眼，别的并不差。康大姐看到他们一家人过着美满的日子，便把财经大权交给了齐慧云，她相信齐慧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会对“傻子”负责任的。她对齐慧云的信任完全是凭着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个女人和以往那些女人不一样。康大姐抗过枪打过仗，是个唯物主义者。她不信那些手相面相五行阴阳之类的东西，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感觉，这是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磨练而产生的一种本能。经她提议，公司又给“傻子”一家调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一家人欢欢喜喜地搬出了公司的院子。更令人惊奇的是，齐慧云怀孕了。这个不明白男女之事的“傻子”居然种下了种子，还开了花结了果。一年以后，齐慧云生下一个女儿。这孩子非常聪明，长得也精神。女儿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上了省电视台的播音员，这是后话。这真让人大跌眼镜：一个傻子居然能养活出这么个出息的女儿，用现代的优生学难以解释清楚。公司里百八十号人，各个人精百怪的，家里却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都成了自谋职业的待业青年。

“傻子”每天高高兴兴地上班，又高高兴兴地回家，他的生活中永远是艳阳高照，从没有过任何的烦恼。他从不考虑什么涨工资、升职之类的事，自然也不懂得什么人事关系。“傻子”更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你就是当面说他都听不懂，根本用不着背后去说。人们对一个傻子是不需要设防的，“傻子”也就因此活得极其简单，极其自然。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差点要了“傻子”的命。那天经理于小个子不知道在哪儿喝多了酒，把仓库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怎么也找不着办公桌。他一屁股坐在一个麻包上，点着一颗烟抽了起来。烟刚抽了一口，他就一头倒在麻包上呼呼地睡了起来。烟头从他的手中滑落掉在麻包上，麻包的里面是棉花。烟头烧透了麻袋包装，很快引燃了里面的棉花，毫无知觉的于小个子象烤乳猪似地被烟火烧烤着，已经失去了知觉。“傻子”发现了仓库里冒出的黑烟，急忙跑了过来。这时候仓库里已经是烟雾弥漫，看不见东西。人们都站在那儿看热闹，只有“傻子”拿起一条扫帚冲了进去，拼命地扑火。火舌添着了他的眉毛和头发，衣服也被烧着了。“傻子”全然不顾，仍然拼命地扑火。火势已经渐渐小了下去，这时候“傻子”突然发现了麻包上有个人，便立刻放下扫帚把那人背了出来。就在他再次想冲进去的时候，大火已经挡住了去路。火焰越蹿越高，房梁和柱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得“轰”地一声，整个房顶蹋落下来，泛起一阵烟尘。“傻子”心疼得掉下了眼泪。

“傻子”救了于小个子的命，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表扬奖励。因为事情是于小个子引起的，表扬“傻子”就等于批评领导，那会让他很没面子。他竟然连个“谢”字都没当面说出来。“傻子”也并不计较，因为他当初救他出来的时候他也没考虑那么多。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傻子”英勇救人的事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湮没了。

这场大火使公司彻底丧失了元气，也预示了公司的命运。一年以后，公司终于宣布停产放假，职工回家下岗待业。“傻子”也自然难逃厄运，成了千百万下岗大军中的一员。他想不通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突然间大家伙谁也不上班了呢？领导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停产放假的决定，但“傻子”听不懂啥意思，第二天还照常来上班，可是公司的大铁门紧锁着，不让进。看门的曹师傅告诉他：“‘傻子’回去吧，公司黄了，不用再上班了。”“傻子”手把着铁门的栏杆迟迟不愿离去，象一尊雕像，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傻子”大病了一场，从来没打过针吃过药的他愣是挂了一星期的滴流。他的病不是伤风也不是感冒，就是一股急火。“傻子”从来没因为吃不好穿不好上过火，不让他上班可真的让他上了火了。公司不仅仅是他上班挣钱的地方，他把哪儿当成了自己的家。可是现在，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齐慧云理解“傻子”，知道他是个呆不住的人。“傻子”病好了以后，她给他买了一辆三轮车，俗称倒骑驴，给他找点事做。他们家这个时候的日子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由于齐慧云日子过得仔细，不乱花一分钱，再加上麦子已经参加了工作，谷子去当了兵，维持生活已经不成问题。齐慧云倒不是指望“傻子”挣多少钱，主要是怕他在家里闲出毛病来。“傻子”倒也听老婆的话，真的骑车上街了，一天下来挣上十块二十块，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关键是，有了活干，“傻子”的心情又好了起来。

“傻子”干活从来不吝惜力气，不管蹬多远的路，他都不讲价钱，给多少凭赏。这人也怪，你越是不讲价，反而有的人偏偏多给个块八毛的。当然也有个别人占“傻子”的便宜，蹬了老远的路只给一块钱；有的干脆拿出一张大票，让“傻子”找零，“傻子”自然就不要了。遇到这样的事，“傻子”不嗔不怒，从不计较，蹬车就走。齐慧云嘱咐丈夫晚上别干太晚，尽量早点回来。“傻子”一般都能按时回来，但也有到点不回来的时候，倒不是他嫌钱没挣够，而是觉得活干得不过瘾，没活动开筋骨。

蹬车这活儿也挺不易，什么样的人都会遇上。一次一个醉鬼上了“傻子”的车，说什么也找不着家了。“傻子”拉着他绕着圈地走，到了一个地方不是，再到一个地方还不是。后来那家伙干脆趴在车上“呼呼”地睡着了，“傻子”没了辙，只好在一旁等着，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那人盖上。要不是有一个路过的人认出了那个人，“傻子”说不上得等上多长的时间。“傻子”一夜没回家，把齐慧云急坏了，他从来没这么晚不回来。她急忙上街去找，找了大半夜也没找着，直到第二天天亮。看到“傻子”回家，老婆哭了。

从那儿以后，“傻子”尽量早些回家，怕家里人惦记。这一天天快要黑了，“傻子”蹬着车往家走，“三轮车，过来。”“傻子”回过头一看，是经理于小个子。他把车蹬了过去，“头儿，上哪儿？”于小个子也不客气，抬脚就上了车。“到凤凰酒店。”于小个子吩咐。“傻子”“呼哧呼哧”蹬了十来分钟，到了地方，于小个子跳下车扬常而去，一个子儿也没掏。虽然“傻子”已经下了岗，但是于小个子领导的身份并没改变，尤其是在自己的工人面前，因为他们都听话听惯了。“傻子”什么也没说，掉过头来朝家里的方向走去。

夜幕降临，华灯初放，家家户户的窗户上泛出了温馨的光芒。在这宛若星辰的万家灯火之中，有一颗闪烁着的北斗星，无论天多么黑、路多么远，“傻子”都能够感受到它的方向，那就是他的家，有他的女人和孩子。

从此，我记住了马桦这个名字。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曾任某网站的经理。二年前，他突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告别了繁华喧嚣的城市，只身来到云南一个叫明永村的地方当老师，不但没有工资，反而花光了自己几年的积蓄。

我不知道死后的马桦是否被追认了烈士或者其它的称号，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能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名字，记得曾经有过这个一个优秀的年轻人！遗憾的是，时间刚刚过去几年，马桦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除了在网络的某个角落里还能找到一些关于他的信息外，我们的身边已经看不到任何关于他的痕迹。当然，有一个地方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就是马桦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明永村，如今那所小学已经更名为“明永马桦希望小学”。

老天不公，让这样的好人英年早逝。马桦是个低调的人，在去云南之前，他没有把自己要去当自愿者的事儿告诉朋友们（只有少数人知道），谎称是到越南去旅游。谎言不幸成了谶语——他真的可能顺着澜沧江水漂到了越南。

为了纪念马桦，有人排拍了一部叫做《梅里雪山》的电影，非常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下载到这部电影，不知道拍得怎么样。但是从影片的介绍上看，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记叙文——

“在梅里雪山脚下的小村庄，来了一位有着诗人气质的青年，一张清瘦而苍白的面孔，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副静虚忧郁的模样，他以一个编外志愿者的身份履行着教师、环保者、乡村建设实践者以及传统文化保护者的职责。 他用自己的稿费为学校修建了篮球场，乡村小学的球场从此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篮球第一次跳跃着滚进了这个村庄。 德钦县的卡瓦格博文化社因为他的出现而有了活力；明永村的孩子们因为他的到来学会了用英语交谈；为了保护梅里雪山的自然环境他带着孩子们去捡垃圾；为了改善小学校的生活条件他在那里建起了可以洗澡的地方。在寒冷的雪山脚下，他用一颗赤诚的心温暖着那里的孩子，他用他那特立独行的方式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说实话，这个电影与我想象的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没看到），仅从片名上看，它更像是一部为了开发旅游资源的风光宣传片。实际上，马桦的故事完全是一个可以做成大片的材料，却被屈就成了一个很通俗的故事。

按照我的设想，这个电影应该突出“寻找”两个字，其中蕴涵着两层意思：一是寻找真实的马桦（遗体），二是寻找精神上的马桦。

故事从寻找马桦开始：夜幕降临的时候，澜沧江两岸移动着点点光亮，人们在举着火把寻找马桦：满脸刻满了皱纹的藏族老人手里拿着转经筒，呼唤着马桦的名字……

然后，采取倒叙的方式介绍一下现实中的马桦，向人们阐释马桦的心理路程——他一定是经过了一段迷惘和选择的过程——为他的行为找到一种根据。

寻找和倒叙相互穿插，直至结尾，用一句台词结束：马桦没有死，我们将继续寻找下去！

如果能这样拍的话，我相信那一定是一部即好看又相当有意义的一部电影。

电影作为现代化的传播媒体，承担着传承优秀文化和对大众教化的义务。一部好的电影在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感官享受或刺激的同时，也应该和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回味和思考，起到适当的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当然，这一定要避免过去那种空洞的说教和简单的图解，要从人性的角度挖掘心灵深处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

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精品不少，但是能够成为经典的却不多，动辄上亿元的投资换来的只是视听感官的冲击和丰厚的票房回报，给人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太少了。

马桦和丁大卫都是当代杰出青年的代表，但两个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一个是悲剧，另一个是喜剧，不知道这和他们的性格和气质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马桦是诗人，有一种天然的忧郁气质；而丁大卫则是个很乐观、很简单也很有原则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两个字：善良。

在当今这个泛物质化的社会中，马桦无疑属于一种另类，逆潮流而上，具有一种反叛的精神。而这种另类的反叛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最稀缺的最纯粹的、最美好的品质，尤其是当物欲的潮流愈加汹涌澎湃的时候，它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我们应该继续寻找马桦，不要让他从我们的心中彻底消失！

通过《鲁豫有约》认识了一个叫丁大卫（英文名：David deems）的美国青年，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许多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他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环境，自愿来到中国支援教育，一干就是十几年；他几次要求学校降低自己的工资（在珠海、甘肃），拒绝学校为了照顾他安装空调，要求和其他教师享受同样的待遇；他拒绝别人给他提供的飞机票，自己掏钱从广州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兰州；他主动要求到最贫困的地区去（甘肃东乡），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语言沟通问题（他不会当地方言，而孩子们又不会说普通话）、生活上的问题（他身高1.93米，没有合适的床，睡觉得盖两床被）……如果不是对他全面了解的话，单从上面的几个事例上看，我们可能很容易把他想象成为一个很刻板、很教条，甚至有些偏执倾向的人。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丁大卫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乐观、非常幽默的青年，他爱好广泛如体育、音乐、文学等等，他还有一项特殊的爱好竟然是“为人民服务”。

丁大卫的生活非常简朴，甚至到了有些“狼狈”的程度，有点像苦行僧。他随身携带着一只帆布袋，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当：一顶球帽、一本相册、一个装着家人合影的镜框、两套换洗的衣服、一双运动鞋、一套简单的餐、洗具、一面中国国旗。——一个出生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美国青年，能把自己的物质需求降低到如此的程度，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在甘肃东乡，很多人都认识这个高个子的美国人，一提起他脸上都洋溢出喜欢和敬佩的表情。丁大卫在东乡呆了十几年，为当地的教育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很多人捐款捐物，使当地的教育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也许，丁大卫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能指望他做出什么惊人的业绩，但是，他像是干旱的沙漠上的种下的一棵红柳，慢慢地生根繁衍，给人们带来了绿色的希望。

有人把丁大卫叫做“美国活雷锋”，我以为这个提法有些不妥，因为丁大卫和雷锋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没有任何的可比性。首先，雷锋是一个人造的神，更多的是以口号的形式存在着，成为领导者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控制的一种工具（如果雷锋不死，他是永远不会成神的）；而丁大卫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以他的一言一行时刻影响和改变着周围（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的人。其次，“雷锋精神”的提法并不科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代表人类所有美好的行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比如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是从雷锋才开始有的，我们不能割裂文化和历史，把这些都看做是雷锋的专利。

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如过江之鲫纷纷涌向大洋彼岸实现心中的梦想的时候，丁大卫却逆流而上，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环境，到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支援教育。这不仅仅是一个“雷锋精神”能够解释得通的。我们学习了四十多年的雷锋了，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变成雷锋呢？如果我们把丁大卫叫做“美国活雷锋”的话，正是对学习雷锋活动的一种讽刺：美国青年丁大卫为我们这些雷锋故乡的人们很好地上了一课！

丁大卫淳朴、善良、执着，算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是，我们不能轻易地就提出“向丁大卫同志学习”的口号，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是个外国人。

做人是需要有底气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底气而空喊向××学习那只能是一种空洞的说教，没有实际意义。丁大卫就是一个有底气的人。

底气之一：信仰的力量

丁大卫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博爱”的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中，所以他才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志愿者的道路，并且十几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可以说“爱”是他强大的原动力，相信帮助别人能给自己带来幸福。

信仰能够产生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对于青年人。当年我们的革命先烈们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意志和品质，究其根本就是信仰的力量。

底气之二：坚持自己的理想

一个人有理想并且能够为之努力是一种幸福。

由于受父母的影响，丁大卫从小就对教育感兴趣，把它作为自己的理想。大学毕业以后他便把自己投身到了自己喜爱的这个事业中来，并且乐在其中。

一个人有理想并不难，难的是始终坚持并去努力实现。每个人都曾有过理想，但是随着年龄、环境的改变，许多人不得不改变了初衷，放弃了原来的理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的理想不切合实际（或被误导），实现起来难度太大；二是客观环境变化和生活的压力太大，逼迫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放弃自己的理想。你让一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去为理想而奋斗，那是对人的摧残。

另外，梦想不同于理想。理想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可以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向前走。而梦想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幻境，能够让人像着了魔似的奔向那个方向，不顾后果。如今，绝大多数的人都把“开好车、住大房、挣大钱、娶漂亮媳妇”视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但这只是梦想，并不是理想。

底气之三：良好的文化背景

丁大卫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和他良好的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

美国人崇尚个人意志、喜欢特立独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一般不大在乎别人的看法，把成功与失败看得较轻，不存在什么面子的问题。

美国社会有一种很好的鼓励个人意志的氛围，当丁大卫的家人得知他要来中国当志愿者的时候，都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没有任何阻力，这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儿。要知道在人家父母的眼里丁大卫也是个孩子，孤身一人去到一个陌生的过度去，难免会有些牵挂。但是，他们知道这是儿子想做、愿意做的事儿，便义无反顾地支持他。这样的事儿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一旦你做出了什么“出格”的决定，三亲六故、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得来做说客，同学、朋友们也都会把你嘲笑为另类，这种酱缸文化常常使你不得不改变主意。

底气之四：不愁退路

说实话，这么说对丁大卫的行为可能有点亵渎，因为他可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可是作为中国人，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这一条不是理由的理由作为证明丁大卫的一个根据。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是必须讲究退路的。

事实上，在我们农村的学校里有相当一大批人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地、勤劳地工作着，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得比较艰难。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好不容易跳出了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们谁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为改变自己的家乡出把力。实际上，在这些人中（包括城里的毕业生）是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愿意到农村去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但是他们最担心的是将来像那些前辈那样干一辈子，没有退路。

丁大卫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明确地表示：只要这里需要，我就会继续留在这里。言外之意如果这里不需要了，我随时可以走人，再找一个其它需要的地方，或者干脆回美国享受安逸的生活。以他的能力和人品是不用愁找不到工作或者将来退休养老之类问题的。

我就想，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套保障制度，免除那些志愿者的后顾之忧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到偏远落后地区去支教的，涌现出更多的国产丁大卫。

除了上述几条外，丁大卫还具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知识和一定的交际能力等等必要的条件，使他能够在极其陌生和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工作。

记得《警世通言》里有这么一句话：“无财难施德行”，就是说没有钱就是想帮助人也不可能。一个人要想做好事也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能力，要有足够的底气才行，一味地强调以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很不现实。

丁大卫选择了中国是我们的幸事，为我们这个已经泛物质化的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流，使人感到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我希望有关部门给他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把他留下来，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一宗罪：伯乐相马、贻害无穷

众所周知，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一直采取的是上级提拔下级的“任命制”，，即领导的“一言堂”，相中了谁就是谁，反对也没用，缺少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虽然也有一些所谓的考察和选举程序，但那都是花架子，走走过场掩人耳目而已，因为结果已经“内定”。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出人预料，大伙认为最有希望的没上去，大伙认为不行的却上去了。曾经有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对此现象说得很透彻：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

关于干部产生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选举制（抓阄也属于选举制），另外一种就是任命制，两种方式的优劣自然是不言自明的。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的领导对有着明显优势的选举制怕得要命，视如洪水猛兽，唯独对那种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的任命制情有独钟，死死地抱着不放。

自古以来，国人对“伯乐相马”的故事津津乐道，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伯乐的身上，以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途径。但是，由于伯乐的产生程序以及个人素质的关系，他们选出来的往往未必都是好马，看走眼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有能力的问题，也有动机的问题），于是人们常常发出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实际上，这种伯乐相马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伯乐们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就算是伯乐真的会相马，他看到只是身边的几匹马，再远一点的他根本看不见，尽管那里有很多的千里马。于是，在他的身边没有千里马的情况下，伯乐只好选一些百里驴、十里猪之类的将就着用，管他什么德行缺失、才华有限，只要用着顺手、听话就行，如此便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很多重要的岗位并不是由最适合的人来担任。那些外围的千里马们纵有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伯乐看不见你也是白搭，只好去做耕田、拉套的苦役。

伯乐相马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官场上的一个痼疾，对我们的危害越来越大，产生了诸如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等一系列丑恶现象。更有甚者，最令世人唾弃的世袭制又死灰复燃，且有燎原之势，大有复辟封建帝制的意味，可叹。

二宗罪：长官意志、惟我独尊

“长官意志”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一种带有典型的封建特征的现象。长官意志讲究的就是两个字“服从”，下级对上级必须是绝对地服从，无论上级是对还是错。但是这种长官意志又不同于军队打仗，因为军队的指挥官所做出的决定基本都是集中了众多参谋的智慧的结果，而我们的很多官员的决定大都是一拍脑门就做出来的（当然事先也能考虑过），这样的决策往往并不英明，有的还相当的愚蠢，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美其名曰：交学费。这里边有个“真愚蠢”和“假愚蠢”的问题，如果是真愚蠢的话还可以原谅，要是假愚蠢的话问题就严重了。

长官意志的最大特点是“权利高于一切”，领导的话就是王法，而王法是高于法律之上的。我们国家虽然号称是法制国家，有众多的法律规章，但是这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因为长官们根本不拿这些条条框框当回事儿，随便地就可以推翻和否定，就算是国家的大法宪法都不在话下。没有监督的法律等同与摆设，国家宪法规定了很多公民的权利，但是都被领导干部们给层层盘剥或贪污了，到了百姓手里已所剩无几，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长官的摆弄。

从百姓的角度看，对权利的畏惧和对个人盲目的崇拜是导致长官意志膨胀的外因之一，正是人们为官本位提供了这样肥沃的土壤，想让它不茁壮成长都难。

三宗罪：短期行为、没有目标

中国的官员在一个岗位上任期一般都不是很长，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两年，更少的还有几个月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官员本人不愿意长干。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当大官的也肯定不是好官。基于此，大多数当了官的人都惦着继续高升。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步打算，真正想把自己的职位当作事业来做好的人很少，更多的人是把现有的职务当成了继续向上的阶梯和跳板，镀完了金便走人。二是管理者的原因。干部管理部门在干部的轮换、调配上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时候是“因人设庙”，有的时候是“因庙设人”，可以随便地调动一个干部，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工作需要。所谓“工作需要”是个万能的理由，也是最荒唐的理由。文革期间，有多少人因为“工作需要”而下放劳动改造，落得家破人亡；也有人因为“工作需要”而出人头地，风光一时。

打一个比方：干部的管理者就像是一个下棋的人，他想要走哪一个子完全是凭他的心情。下棋的人各有特点：有的善使马，有的爱使炮，也有的就喜欢放着大车不用专门使小卒。下棋人的喜好，决定着棋子的命运，这里边除了棋艺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功夫在诗外”，其中的意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的官员大都缺少一种“职业精神”，普遍有一种得过且过、应付差事的浮躁心态，不能静不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致使事业蒙受不应有的损失。

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还表现在缺少工作的连续性上。我们的领导一般都是一个人一套打法，而换了另外一个领导的话，就等于换了另一套打法，大家伙都要重新地适应。另外，前任领导定下来的事儿，下一任领导一般不会认账，需重打鼓另开张。

短期行为经常给工作造成损失，使我们缺少一种持续、稳定地发展的动力，其危害是相当大的。

四宗罪：窝里争斗、内耗严重

窝里斗是中国官场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传统的官场文化和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窝里斗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在机关和国有单位里（外企和私企相对差一些），具体的表现是：党政领导之间斗、正副领导之间斗、副手和副手之间斗。这种争斗有时候如暗流涌动，表面上一团和气，心里却暗藏杀机；有时如火山喷发，往日的同事一夜之间变得势不两立甚至你死我活。事实上，所有的这些争斗都是围绕着权利和利益进行的，其中既有个人私欲的成分，也有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责、权、利不清，主要是在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上不合理，因而使人感到不平衡。尤其是一些一把手过于揽权，事无巨细全都一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把其他人晒在一边。

官场中的争斗往往掺杂进去许多的因素，如每个人的背景、资历、能力等等。官场争斗也需要智慧，要讲究争斗的手法和艺术。道行高的人往往把对手玩弄于鼓掌之间而不露声色；而不太高明的人则不得不采取一些低级甚至下流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有一本叫做《官场厚黑学》的书曾经很受欢迎，里面尽是教人如何使用阴招儿、损招儿，成为当官或者想当官的人的必读教科书。

窝里斗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正当竞争”，也就是说争斗的胜利者往往不是依靠实力，而是其它的因素，诸如背景、手段之类的。

有这么一个现代寓言：说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在赛场上比赛，美国人想的是：如果别人得了冠军，我将像他献上一束鲜花；日本人想的是：如果别人得了冠军，我一定拜他为师，向他请教；而中国人的想法是：要想方设法阻止别人的冠军，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胳膊肘撞或者脚下使个绊儿。这个故事虽然有些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人的一种心态。

窝里斗的副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它使我们产生严重的内耗，抵消了我们付出的大部分努力。中国人活得累，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工作强度所带来的，而是复杂的人事关系所导致。人们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经历用在“防人”上，弄得人际关系很紧张，彼此间缺少起码的信任。

窝里斗现象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慈禧曾经这样比喻过：官员的配备要像斗蛐蛐一样，一个罐里放上两只让他们斗，这样他们就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客观地说，慈禧确实是一个驾驭人的高手，但是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玩火的方法最终还是葬送的大清的江山。

窝里斗一日不停，将党无宁日，国无宁日。

五宗罪：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在中国有一种人是绝对当不了官的，那就是不会说谎只会说实话的人。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决定了干部只需“对上负责”，因此一些想保住现有位子或想继续升迁的人必须想方设法地把上级领导整明白，其中两点最为关键：一是要加强感情投资，二是要有一定的政绩。一般来说，加强感情投资比较容易，只要勤上领导家去几趟，该出手时就出手，基本上能够达到目的。相比之下，政绩这东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一需要有真本事，二还要有必要的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客观地说，领导们是都想干出一番政绩的，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往往并不能不愿，弄不好还要捅娄子，吃不了兜着走。鉴于此，他们不得不使出浑身的解数凭空制造出一些政绩来欺骗领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玩弄数字，远比实干要省事得多。而且，造假是有瘾的，他们一旦习惯了此道，就再也不会实打实地拼命工作了。为此，一些地方的领导们想出了许许多多的花样，像往山上喷绿油漆冒充造林：修建遮羞墙美化村容村貌等等，其智慧之高，脸皮之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然，这比起我们过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的时代还是有些逊色，因为和那时候比，人们的鉴别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说到欺骗，我们常常指责那些欺骗者，把罪过全都推到他们的身上，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被欺骗者也应该和欺骗者负有同样的责任，甚至是更重的责任。

在被欺骗者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糊涂”，由于工作态度或是能力问题没有认清事实，确实是上当受骗了；另一种以“假糊涂”，明明知道自己被欺骗却不去揭穿，心甘情愿地被蒙骗，个中缘由很耐人寻味。这种假糊涂是最可怕的。

我们已经吃过了“浮夸风“的亏，上过了”放卫星“的当，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吸取教训，继续上演着一出出的闹剧，重复着“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的蠢事。

六宗罪：玩忽职守、拒不认错

目前，我国的GDP已经位于世界的前列，赶上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同时，我们的能源消耗和人员死亡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使我们的GDP打了很大的折扣。矿难、沉船、桥梁垮塌、火车出轨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在用廉价的生命来换取GDP的增长。

毋庸置疑，领导干部的玩忽职守，是造成这些恶性事件的罪魁祸首。

长期以来，我们的官老爷们习惯了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靠打电话、发文件、开会来布置工作，形成了一套高高在上、不讲求实效的作风，使一些政策、法令无法落到实处，出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的官场近似于赌场，我们的领导干部很多都有一种赌徒似的侥幸心理：不出事儿算拣着，出了事儿算倒霉。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一些人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出于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放任自流，导致了一起又一起的事故。

另外，我们的新闻管理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一个纵容的角色，对于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尽量不予报道，不知是何道理。

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习惯，就是拒不认错。一旦出了问题，他们首先都是先捂着盖着，尽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隐瞒不住了，他们也是千方百计地推脱责任，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或者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爱咋咋的。

其实，缺乏反省和道歉意识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通病，不仅仅是发生在官员们的身上。我们经常指责日本对侵华战争缺少认真反省的态度，却从不要求那些在文革中犯了错的人站出来道歉，这无疑是对他们所犯错误的纵容，很难保证他们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说穿了，这是对生命的漠视！

一个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人，当然就不会去改正错误。

引咎辞职在西方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儿，但在我国却极为少见，领导干部们即便是做错了事儿，也要想方设法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因为他们在在乎手中的权利了，为了这，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包括党性、人格、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领导干部们之所以拒不认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一种宗教似的仪式，发自内心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经常的反省和检讨，如佛教中的“觉照”和天主教中的“忏悔”。

我们是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人们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就整体而言，我们没有一种集体的宗教意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七宗罪：以权谋私、为富不仁

以权谋私在官场上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为官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最次的也闹个公款吃喝、白用公车。

当官和发财是两个不同的词汇，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是在中国这两个词是分不开的，可以当成一个复合词使用，意思很明确，就是当官必然发财。有句俗语说得好：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可见，当官和发财的紧密关系。

在中国，当官确实能给人带来巨大的效益，不但在精神上得到巨大的满足，物质方面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下子从无产者跃升到资产者的行列。至于这些钱财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得来的，大伙心知肚明，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当官不仅仅能给个人带来好处，还能给他的家庭、亲属甚至是乡邻带来好处，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便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政府官员（包括国企老总）绝对属于有钱人的行列，要不然人们不会趋之若鹜地都那么爱当官。他们虽没有企业家、文体明星们的钱多，但因其资产的含金量高，其被羡慕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其它的有钱人。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真正有钱的人都在（政府）大院里。

官员们除了以权谋私外，还有一个通病——为富不仁。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支援灾区。有好事者还搞了一个企业届和影视、体育明星的捐款榜，捐款多少让人一目了然。

在这次捐款活动中，政府的官员们都是按照级别的比例捐的钱。也可能有少数多捐的，但具体多捐多少无人知晓，估计也不会太多，万八千的就不错了。实际上，对于有一定级别的（尤其是县级以上）官员来说，这点钱并不算多，说它是九牛一毛也并不过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都是老黄历了，如今抓一个几百万、上千万的贪官已属稀松平常，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或者不敢多捐呢？要说他们缺少爱心倒也未必，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

苦衷之一：钱来得不易。

官员们虽然各有各的来钱道儿，但多是靠不正当的途径而来，一旦东窗事发便身败名裂，钱财散尽。因为风险很大，他们把这“得来不易”的钱财看得很重，轻易不能白给别人。另外，当官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一旦过了有效期权利就宣布作废，来钱的道儿也就没了，因此他们更加珍惜这有限的时间里得来的有限的财富，对“只有出项，没有进项”的日子感到恐惧。

苦衷之二：钱不够花。

官员们虽然收入多，但花销也大，如跑官买官、赌博、包养二奶、送子女出国等等，费用之高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为此，他们不得不紧缩开支，实在是拿不出闲钱来捐给灾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苦衷之三：怕人家怀疑。

我相信，很多的官员从心里是想多捐一些的，但是他们不敢，因为一旦捐多了钱一定会有人怀疑这钱的来路不正，那就反美不美了。所以，他们也只好压抑着自己的那份爱心却不敢表露，内心里是很痛苦的。

苦衷之四：怕被人讲究。

官场上是很忌讳出风头的，别人都捐二百你偏要起高调捐二万，你让别人怎么办？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中庸之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是前人总结下来的金科玉律，屡试不爽，没人愿意瞪着眼睛去吃亏上当。

以上几种情况大概能说明官员们捐款少的理由，其它的就不用多说了。实际上说它是理由也可，不是理由也行，因为一个人要想表现爱心的话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借口的，除非是另有所图。如果实在是有顾虑的话，办法倒是有，那就是匿名捐款，天知地知自己知，别人谁也不知道，一样可以达到了行善的目的，既求得自己心灵上的解脱，也为自己的后代积福，荫庇子孙，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制定一条法律：凡是多捐款的官员，以后犯事的时候可以考虑以捐款抵扣赃款，从轻处罚。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做了好事，还为自己留了条后路。因为常在河边走，谁也不能保证就是不湿鞋。

……

中国官场当然不仅仅是以上七个问题，本人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总结出了比较重要的七条，其它的暂忽略不计。

中国官场的这些症状已由来已久，且久治不愈，已经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一般的止疼片、抗生素已经很难见效了。

“重疴须猛药”，必须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监督力度，增加透明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附：天主教所规定的七宗罪：饕餮、贪婪、淫欲、懒惰、嫉妒、骄傲、愤怒。

奈良位于日本本州岛中西部，与京都和大阪成等腰三角形，面积3，692平方公里，人口137，5万。它作为奈良时代的首都和佛教中心“南都”，至今已有1280年的历史。

奈良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众多，有“社寺之都”之称，有著名的七大寺。1950年，奈良被宣布为国际文化都市，自誉为“东方罗马”，成为国际旅游胜地，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到此观光。

提起奈良，不得不提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鉴真。

对于鉴真和尚我们很多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会陌生，他少时出家，学识渊博。应日本友人的邀请，出生入死六次东渡日本，受到日本天皇隆重的礼遇。鉴真在日本呆了十年，在佛教、建筑、医学、艺术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日本人民视为艺术明珠。鉴真到日本的时候就住在奈良的东大寺（奈良公园内），后来在他亲自主持建设的唐招提寺（西郊）圆寂。由此可见鉴真和奈良的渊源。

如果说鉴真和尚对奈良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话，那么奈良能够在二战的战火中保存下来，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梁思成。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曾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和哈佛大学美术系。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一至第四届理事长，北京市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等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45年，美军开始向日本本土进行轰炸的时候，梁思成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来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陈述了保护文明古城的重要性，请求不要轰炸奈良。布朗森不明白，一个正在遭受日本侵略所带来的灾难的中国人，为什么要保护日本的古建筑？但他把梁思成的意见如实地反映给美军指挥部。当时，在美军计划的原子弹投放地点中就有奈良，美军指挥部高度重视梁思成的意见，把奈良从轰炸的目标中给勾掉了。正是这么简单的一勾，奈良才躲过了原子弹的奇迹得以保留了下来，有了今天的繁荣。可以说，如果没有梁思成的这个建议，今天的奈良该是个什么样恐怕无法想象。奈良人应该感谢梁思成，像对待鉴真那样为他塑一尊像！要知道，作为一个陷于苦难中的中国人，梁思成是顶着多么大的压力，忍受着多少人的误解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举动的，就在这不久前，他的一个在国民党空军服役的内弟刚刚在同日军作战中阵亡！这是一种多么博大的胸怀！

梁思成的提议不仅仅保留了奈良的古建筑，更保留了一段中日交往的珍贵历史。

奈良人应该感谢梁思成，也应该感谢布朗森上校，更应该感谢那种能够接受别人意见的英美文化。试想，如果那个布朗森简单地拒绝了梁思成的建议，那么奈良的后果可能又不得而知了。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是英美文化中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美军正在为抓捕几十名伊拉克战犯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印刷工人斯普林斯顿出了个主意：把被通缉的犯人印在扑克牌上，再发给每个士兵，这样能便于记忆。美军指挥官立即采纳了这个工人的建议，印制了一种特殊的扑克牌，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斯普林斯顿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他人微言轻而被轻视和忽略。二战期间，盟军最高指挥官采纳了一些下级军官的“荒唐”建议，实施了一系列欺骗德军的计划，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诺曼底登陆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因素之外，盟军在二战的胜利是文化上的胜利。

而同样的情况要是放在中国会怎样呢？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算得上是个不小的人物，但是可悲的是他的话能够让美国人接受，对中国人却丝毫不起作用。

建国初期，梁思成曾竭力地主张北京市政府不要拆掉城墙，并为此奔走呼号。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女士坚决支持丈夫的主张，她抱病拄着拐杖去见彭真（当时的北京市长），痛陈保留城墙的厉害，但都没有见效。在那种近乎狂热的建设热潮中，梁思成的提议竟被当成了“落后文化”的代表，成为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耸立了几百年并从八国联军的炮火中幸免于难的城墙在一夜之间被拆除了，北京从此永远地失去了这笔无法估量的历史文物。梁思成站在城墙的废墟上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现在，当我们在对过去的一些做法进行反思的时候，由衷地感到一种痛心。历史已经过去，消失了的东西永远地消失了，没有办法去弥补，只能寄希望于以后不犯或者少犯类似的错误。但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长官意志”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内容，领导的决定必须服从，不管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有能力的问题，也有动机的问题）。这样的现象在生活中极为普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为那些所谓的“失误”交着巨额的学费，不知道这样的学费什么时候才能交到头儿，难道非要等到我们实在交不起了的时候？

当人们看到无数辆汽车在二环路上缓慢爬行的时候，没有谁会知道在路的下面就是老北京的城墙——它只能留在那些已经发黄、发霉的照片中了。

奈良是幸运的，因为梁思成的建议得到了重视；北京城墙是不幸的，因为梁思成的话没有人听。

最近几天，美国影星莎朗斯通关于四川地震的言论闹得沸沸扬扬的，许多网民们义愤填膺，纷纷对其口诛笔伐，还有人翻出一些莎朗斯通拍的一些烂片来埋汰她，很像林彪出事儿后就有人揭发他年轻时强奸过幼女一样，没啥意思。更有甚者，竟有人传言中国著名影星章子怡在戛纳电影节上猛掴了莎朗斯通一个嘴巴，令其向中国人道歉。在佩服章子怡爱国勇气和民族精神的同时，我对这件事的真实性多少有些疑问：就身体的质量而言，章子怡和莎朗斯通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莎朗斯通要是还手的话恐怕章子怡不是她的对手，尽管章子怡拍过《英雄》，功夫十分了得（实际用的是替身）。如果章子怡真的打了莎朗斯通而她又没有还手的话，我不禁对这位女星产生了几分敬意，无论她以前说了些什么。

关于这次大地震绝不仅仅是莎朗斯通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国人说得有的比这还难听得多，可是我们为什么对莎朗斯通的言论这么在乎，这么耿耿于怀呢？原因很简单，第一她是外国人，第二她是著名影星。

我们国人有个习惯，就是对于外国人的言论特别地在乎，同样的话出自国人的嘴里可能没人理会，但是出自外国人的嘴里那就了不得了，似乎外国人的嘴比咱们更有分量。比如，在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有些人就经常引用一些外国领导人的顺情好话来举例说明，似乎外国人说的就是真理。问题是，外国人并不总是说咱的好话，也有提出批评甚至诽谤的，这就让一些国人感到很尴尬或者愤怒，认为这是干涉我们的内政。其实这大可不必，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嘴长在人家的鼻子底下，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完全可以权当没听见，或者当她是放个屁就得了，没必要大动肝火。再说了，莎朗斯通毕竟是个女人，思考问题不一定那么严谨，咱国人不是常说“头发长见识短”嘛。

说实在的，在对待别人灾难的态度上，我们没有资格去谴责莎朗斯通，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国人欢欣鼓舞、兴奋异常啊？在我的身边就有人高喊：炸得好！炸得好！本·拉登是好样的！这远比莎朗斯通的语言要恶毒得多，简直就是恐怖分子的同伙！

说实在的，当我听到这些非常不和谐甚至是没有人性的声音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地心痛，为我的同胞们如此低下的心智和阴暗的心理感到悲哀。世贸大厦被炸了，你们为什么高兴？难道就是因为它不属于你吗？美国人死了你为什么喝彩？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吗？是的，美帝国主义曾经是中国人的头号敌人（在很多国人心里现在仍然是），因为我们曾因为别人和他们打过仗。且不论那场战争谁输谁赢，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可是有些人的观念还能停留在那个时期，始终没有走出来。即便美国政府是反动的，可是大多数的美国人民和咱中国并没有什么仇恨，而且很友好。抗日战争中，许多美国自愿者到中国来跟日本作战，客死他乡。改革开放以后，以张朝阳为代表的众多的学子到美国留学后回来创业，为祖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在美华人的数量已超过240万，他们将来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9.11遇难的人中也有我们的同胞，我们有何理由拍手称快呢？说穿了，这是鲁迅早就批判过的“看客心理”，属于一种十足的劣根性。如果说莎朗斯通的言论有什么不妥的话，她只是代表她个人或者少数人的观点，而我们对9.11表示幸灾乐祸的人却是一大群，其数量是莎朗斯通们的百倍、千倍。我们在谴责莎朗斯通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对我们自己的“看客心理”进行一下反省呢？不能总以为别人的错是错，自己的错不是错。将人心比自心，能不能在以后别人遭难的时候咱们也别乱说了。

另外，由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在行为方式上容易造成一些误解。从整体上讲，西方人的行为比较简单，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城府，不像国人“眼睛看着A，脑子里想着B，嘴里却说着C”。即便是她们嘴上说了什么坏话，心底未必就那么坏，所以我们不要看她说什么，还要看她在做什么。据说莎朗斯通已经为自己的言行道了歉，并表态要来灾区做自愿者，对此我们应该热烈欢迎并给予大力的支持，千万不要和她计较，那样的话就显得我们太没有胸怀了。

汶川地震发生后，为了支援灾区抗灾救灾，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热情之踊跃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此可见国人的爱心。由于每个人的实力不同、认识不同，所以捐款的数额也有很大的不同，少则百元、十元、一元，多则十万、百万、千万，还有上亿的。有好事的人把企业、房地产和演艺界捐款的情况列了一个榜，谁捐多捐少一目了然，于是乎人们对那些对那些捐得多的人大加赞赏，对捐的少的人大为不满，指责他们为铁公鸡。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捐款完全属于一种自愿的行为，人们只能呼吁，绝对不能强迫。当然，对于那些收入很高且又捐的很少的人，适当地给以一点舆论的压力也是必要的。由此，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富人的群体“官员”，他们捐款的情况怎样？为什么没有一个官员的捐款榜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官员（包括国企老总）属于有钱人的行列，要不然人们为什么那么爱当官呢。他们虽没有企业家、文体明星们的钱多，但因其资产的含金量高，其被羡慕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其它的有钱人。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真正有钱的人都在（政府）大院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们即便是有钱也轻易地不敢露富，花钱的时候也都像鬼子进村一样——悄悄地进村，开枪地不要。比如赌博、包二奶、送孩子到国外留学等等，都是私下里进行的。

在这次捐款活动中，政府的官员们都是按照级别的比例捐的钱。也可能有少数多捐的，但具体多捐多少无人知晓，估计也不会太多，万八千的就不错了。实际上，对于有一定级别的（尤其是县级以上）官员来说，这点钱并不算多，说它是九牛一毛也并不过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都是老黄历了，如今抓一个几百万、上千万的贪官已属稀松平常，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我们可以粗略地估算一下，在县级以上的（须任实职，光有级别的不算）官员中，资产在百万元以上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拿出十万八万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些官员们为什么没有人捐这么多呢（也许有，我们不知道）？要说他们缺少同情心那倒未必，我想，他们一定是有他们的苦衷。

苦衷之一：钱来得不易。

官员们虽然各有各的来钱道儿，但多是靠不正当的途径而来，一旦东窗事发便身败名裂，钱财散尽。因为风险很大，他们把这“得来不易”的钱财看得很重，轻易不能白给别人。另外，当官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一旦过了有效期权利就宣布作废，来钱的道儿也就没了，因此他们更加珍惜这有限的时间里得来的有限的财富，对“只有出项，没有进项”的日子感到恐惧。

苦衷之二：钱不够花。

官员们虽然收入多，但花销也大，如跑官买官、赌博、包养二奶、送子女出国等等，费用之高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为此，他们不得不紧缩开支，是在拿不出闲钱来捐给灾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苦衷之三：怕人家怀疑。

我相信，很多的官员从心里是想多捐一些的，但是他们不敢，因为一旦捐多了钱一定会有人怀疑这钱的来路不正，那就反美不美了。所以，他们也只好压抑着自己的那份爱心却不敢表露，内心里是很痛苦的。

苦衷之四：怕被人讲究。

官场上是很忌讳出风头的，别人都捐二百你偏要起高调捐二万，你让别人怎么办？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中庸之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是前人总结下来的金科玉律，屡试不爽，没人愿意瞪着眼睛去吃亏上当。

以上几种情况大概能说明官员们捐款少的理由，其它的就不用多说了。实际上说它是理由也可，不是理由也行，因为一个人要想表现爱心的话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借口的，除非是另有所图。如果实在是有顾虑的话，办法倒是有，那就是匿名捐款，天知地知自己知，别人谁也不知道，一样可以达到了行善的目的，既求得自己心灵上的解脱，也为自己的后代积福，荫庇子孙，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制定一条法律：凡是多捐款的官员，以后犯事的时候可以考虑以捐款抵扣赃款，从轻处罚。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做了好事，还为自己留了条后路。因为常在河边走，谁也不能保证就是不湿鞋。

在网上看到，在最近的捐款活动中出现了几个不同的画面——

画面一：某中学的领导为了让别人看见自己捐的钱多，竟然把募捐箱里的钱掏出来重新摆出捐款的pose让人录像，和当婊子立牌坊没什么两样，还不如铁公鸡。

画面二：一个双腿残疾不能走路的乞丐，两次把乞讨来的钱全都投进了募捐箱。看到他用手撑起渺小的身躯把钱投进募捐箱的样子，我想没有人不被感动，除非他不是人！他的身躯虽然卑微、渺小，但是他的精神却是无比的崇高、伟岸！拥有这样的乞丐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如果有一天我从他的身边路过的话，我一定向他一样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全都给他（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乞丐叫什么，是哪儿的人）。

画面三（只有文字，画面是我想象的）：深圳某夜总会八位川籍小姐捐款百万，支援家乡救灾。在我们常人的眼中，这些小姐们从事的是见不得阳光的职业。但是，当她们做出了这样的惊人之举的时候，我觉得她们是世界上最阳光、最健康的人，政府应该向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她们进行表彰，不该有任何的歧视。希望有哪位公司的老板把她们招到自己的公司里，让她们干上体面的职业，面带微笑地生活下去！

想到这些，不禁顿生感慨：同样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同胞，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加入世贸以后，我们成了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享有着和别人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为此，我们牺牲了许多的利益，也得到了相当多的好处，但是有一点令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西方仍然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待，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动辄今儿个制裁、明儿个抵制的，很伤我们的自尊。我们想好好地办一次奥运会，就有人拿人权之类的东西要挟和恫吓我们，弄得我们恼也不是忍也不是，很是为难。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争来了一次奥运会的主办权，指望着它能给国人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向世人展示一下中国人的能力，这么大的一件好事，他们为什么会不高兴呢？

    其实，这并不难解释。

    举一个例子：小时候，我们家附近搬来一家××族的邻居，他们家里有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起初，那孩子说汉语有些吃力，其中夹杂着一些××语，常引起我们的嘲笑。他很想和我们一起玩，但是因为他那特殊的语言和不懂得我们游戏的规则，我们不愿意带他玩，他只好站在一边卖呆儿。也许是玩的欲望很强烈，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汉语，进步很快。而且，由于长时间的观摩，他对我们的游戏也有了很好的了解，这时候，他便水到渠成地成为了我们其中的一分子，加入到我们的游戏中来。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和西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信仰与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别很大，相互之间无法有效地沟通，因而缺少了解和信任。对于西方人来说，我们中国就好比那个新搬来的邻居，和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甚至把我们当成“异己”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要想加入别人的游戏，就必须去“适应人家”，而不是让人家来“适应我们”，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怎样才能适应呢？我们经常谈的一个词就是“接轨”。所谓接轨就是把我们的两根铁轨和西方的两根铁轨连接在一起，使铁路贯通。接轨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路基和轨距要和人家的一致，否则的话接轨就无从谈起。

    为了和西方接轨，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逐渐地开放了市场。应该说，在经济上我们和西方的轨道基本上吻合了，实现了自由贸易，互利互惠（出现一些顺差和逆差属正常情况）。但，这仅仅是两根铁轨中的一根，还有一根铁轨我们尚未接通，那就是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条铁路上的两条铁轨，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缺了哪一根火车都没法跑。目前，我们只管接通了经济这条铁轨，却没有接通社会意识形态这根铁轨，因此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接轨。

    中学的时候，政治（不是哲学）老师给我们讲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打个比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好比是树根和树冠的关系——树根决定了树冠的形状和大小，树冠则为树根提供光合作用，并争取生存的空间。

    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

    我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和过去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计划经济是靠政府的指令来进行生产，而市场经济则是靠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生产，因此，两种经济模式必然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我们虽然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却依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只是相当于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嫁接。我们知道，在同本、同科的植物之间进行嫁接，可以产生一种具有两种不同基因的新的品种，比如苹果和梨嫁接结出了苹果梨。但是，如果把苹果和桃子嫁接的话就不会结出“苹果桃”，因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种类的植物，细胞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同理，驴和马交配能生出骡子，但是牛和马交配的话就可能会生出来一个怪胎，存活不了多长时间。我想，用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来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嫁接，无异于把苹果和桃嫁接、让牛和马交配，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加入世贸以来，我们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看，我们的法律制度、政府职能等都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不能够完全保证市场经济在有序的情况下进行；从思想上层建筑上看，我们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等方面与市场经济相差得更远，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实行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秩序，能让大家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活动；良好的秩序依赖于强有力的法律作为保障；而强有力的法律则必须由民主和监督作为基础，没有民主和监督的法律等同于摆设。由于我们缺少这种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良好秩序，使得社会利益的分配严重地失衡，产生了诸如安全问题、环保问题、资源浪费、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欺诈、侵权等种种现象，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和破坏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虽然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仅仅靠“反腐倡廉”等口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从根本上入手，建立一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再脱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真正的“接轨”，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们没有必要总是埋怨别人，指责别人不讲理或别有用心，不要把别人想得那么坏。我们应该好好地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像那个××族的男孩一样尽快地学会使用语言、掌握规则，才能真正地融入到国际大家庭中来。如果我们仍然固守原来的东西不放，不愿意做任何的改变，那么要想和人家一起玩并且在游戏中取胜，完全是一厢情愿、不切合实际的。

    只有把经济和意识形态两条铁轨全都接通了，我们这辆列车才能平稳、快速地向前行驶。

官场和赌场咋看起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琢磨，两者还真的有许多相似之处。

赌博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一般地来说，进入赌场者需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赌资；第二是赌技；第三是运气，三者缺一不可，少了哪一条赌博都不能进行。

赌资是能够参与赌博的资本，没有这个资本想空手套白狼不行，那样没人跟你玩；有了资本没有高超的赌技也不行，那赌场上哪个都不白给，个个都精灵古怪，出千做鬼的有的是，稍不小心就会落入陷阱。因此要想参与赌博，光有钱不行，还要苦练一身绝技，方能取胜；除了赌资和赌技，还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运气。俗话说得好，赌博靠的是“三分牌技，七分运气”（在不出老千的情况下），即便是有再高的赌技，遇上“鬼打墙”的时候一张好牌也抓不来也是白扯。因此，凡是赌博的高手都非常在乎这一点，赌博前要算好自己的生日时辰，看看黄历是否宜赌，再研究一下参赌的对象是否与自己相克等等，以求得最大的胜利，把损失降到最小。参与赌博的人一般都有一些许多禁忌，像什么“理发和浴后不参赌”、“房事后不参赌”等等，严格遵守，趋吉避害。

赌场上所必需这三样东西，在官场上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要想在官场上混，首先要有资本，也就是说具备当官的条件，包括：年龄、学历、能力、实力（包括关系和金钱）等等，相当于赌场上的赌资。如果没有这些就干脆打消当官的念头，别白日做梦；宦海沉浮，必须得识些水性，谙熟官场上的规矩，另外还要有些手段，如瞪着眼睛撒谎、昧着良心说假话，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等等，必要的时候还要会一些“千术”，关键的时候给对手使个绊、下个套，这些大概相当于赌场上的赌技；对于官场上来说，运气二字的分量远比赌场上要重得多。自古以来，我们官场上选用人才都是“伯乐相马”，而不是赛马，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国人就偏偏对这种做法情有独钟，坚持不改。且不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叹，也不说伯乐们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就算是真的有伯乐，能让千里马遇上的几率也是很低，因为伯乐只能看到身边的几个人，再远一点的他根本看不见，不是眼神有问题，而是根本不想看，尽管那里有很多的千里马。于是，在他的身边没有千里马的情况下，伯乐只好选一些百里驴、十里猪之类的将就着用，管他什么德行缺失、才华有限，只要用着顺手、听话就行，如此便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很多重要的岗位并不是由最适合的人来担任。那些外围的千里马们纵有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伯乐看不见你也是白搭，只好去做耕田、拉套的苦役。在农村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一棵苗虽然长得很差，只要长在了垄台上就得留着；相反如果一棵苗就算长得再好，但是长在了垄沟里那也得铲掉。这就是官场上的运气！

除了以上几个相同之处外，当官和赌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成瘾。赌博对人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是公安部门严厉打击的犯罪行为之一（也有经济上的因素）。因赌博而导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事情屡见不鲜，就是因为一个“瘾”字，输了想捞，赢了还想赢，如此恶性循环不能自拔。人一旦进入了上瘾的状态，便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理智，于亲情不顾、于道德不顾、甚至于法律不顾不惜去偷、去骗、去抢。

当官也是有很强的成“瘾”性的，而且力量相当大，一旦发作起来那也是相当地难受的。与赌博不同的是，这种“瘾”没有人管，也没法管，只能任其发作，无药可医。

赌博之所以能使人上瘾就在于它的结果的不可预知性——谁都有机会，谁又都没机会，赢的高兴，输得倒霉，愿赌服输。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极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恶习。

官场也有很多的变数，因为很多领导干部的产生都是暗箱操作，神不知鬼不觉，其结果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长此以往，使得那些真正有能力的的干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感到心灰意冷，工作不再积极努力。

国人喜欢赌博，我们的官员们更喜欢赌博。据说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以及澳门葡京等著名的大赌场上，都活跃着大批的中国人，其中不乏政府的官员或国企的老总，他们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让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都刮目相看，给咱炎黄子孙挣来了很多的面子。

当然，官场也有和赌场不尽相同的地方，比如：赌场上输和赢都叔正常现象，可能今天输明天赢，也可能明天赢后天又输。但是官场则不同，官场上可以连续地赢，但是决不可连续地输，只要输一次就可能一败涂地，东山再起几乎没有可能。从这个角度上看，官场比赌场还要险恶得多，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

在这次大地震中，注定会有一些官员输得很惨，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连“翻本”的机会都没了，因为他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差，该着倒霉。

值得思考的是：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我们的官场变成了赌场呢？